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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年、陳喬年的故事
2020/9/10 16:35:02   中國老區網     瀏覽量: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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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有四個兒子,他與元配夫人高曉嵐(又名高大眾)生有三男三女,三男為延年、喬年、松年,這三男三女均出生在安徽安慶陳家大屋。隨后,陳獨秀又與發妻高曉嵐的同父異母妹妹高君曼結合,在外生了一男一女,男名鶴年。如果說陳獨秀對自己的子女也有偏愛的話,他最鐘愛的還是延年和喬年,在他們兄弟身上寄托著自己莫大的期望。后來,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都成了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在黨內都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

  

  1898年,陳獨秀結婚第二年,長子陳延年出生,1902年,次子陳喬年出生,1910年,三子陳松年出生。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雖然為一母所生,但相貌和性格卻迥然相異:

  延年自幼身體壯實,皮膚粗糙黝黑,性格內向、不茍言笑、平時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個讀書人,倒像個“黑面武生”,脾氣像父親一樣倔強。在他六歲時,母親將他送到私塾里讀書,辛亥革命后,進新式學校。陳延年讀書非常用功,且頭腦聰明,記憶力強,課外借了好多書回來閱讀。對舊聞掌故和新知識都很感興趣,視野開闊,抱負不凡。比哥哥小四歲的喬年,生來皮膚白皙,臉蛋俊俏,眉清目秀,像個“白面書生”,而且性格開朗,喜歡嬉鬧,逗人喜愛。小時候,他常常教同自己一般大小的孩子們唱戲,唱伍子胥過關時,先戴黑胡子,后換上白胡子。唱完后,他告訴小朋友,伍子胥過不去關,一夜之間愁白了胡子和頭發。

  陳延年、陳喬年童年、少年時代,正是中華民族陷于苦難深淵之時,陳獨秀遠離家門,奔走革命,被清政府列為要犯加以追捕,不得不前往日本。延年、喬年兒時未能溫馨地享受父愛,他們自幼是由曾任清朝遼陽知州的祖父陳昔凡養育,他們童年和少年時期大都在安慶度過,生活還算優渥。然而,1913年兄弟倆卻險遭不測。

  辛亥革命之后,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協同都督柏文蔚舉旗參加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任命其爪牙倪嗣沖為安徽都督。倪嗣沖大肆通緝搜捕陳獨秀等人,安慶(當時是省城)一片白色恐怖。當時,陳昔凡剛去世,還停棺家中。安慶統領馬連甲奉倪嗣沖之命帶兵查抄了陳家,將陳家洗劫一空,還聲言要斬草除根,非抓住陳獨秀的兒子不可。是年,延年十五歲,喬年十一歲,在兵丁初更圍屋之時,兄弟倆機靈地互作人梯,從墻頭上跳下,連夜逃到懷寧鄉下老家,才免了這場殺身之禍。虛四歲的三子松年,爬到鄰家,躲在澡桶里。陳家歷來待人厚道,樂善好施,鄰里關系非常融洽。鄰家夫人見狀,就勢給松年洗澡,才算躲過了搜查的兵丁眼睛。陳獨秀長兄陳孟吉之子陳永年與陳延年年齡相仿,被誤抓,但因他是陳獨秀的親侄兒,還是坐了四年牢,還陪斬過,嚇得精神失常。

  這場劫難的風波,在他們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極為深刻印象,使他們對封建軍閥的殘暴有了親身體驗,對社會的黑暗和軍閥的反動統治更加深惡痛絕。死里逃生后,在跟祖母和母親劫后重逢時,兄弟倆對祖母和母親說:“這個仇一定要報!我們要找父親去!”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上海創辦開中國一代風氣的《青年雜志》(從第二卷開始更名為《新青年》)時,得悉家中因他而遭了大難,三個兒子差點死于非命,遂決定讓長子延年、次子喬年來上海讀書。當時延年十七歲,喬年十三歲,他們自幼就由頗有學問的祖父養育,克承家訓,天資又高,讀四書五經,過目成誦,國學很有根底。

  陳獨秀的教育理念與別人不同,其主張之一便是“獸行主義”。他對“獸行主義”的解釋是:意志頑狠,獸斗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他提倡“獸性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改變我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的狀況。陳獨秀不僅這樣說,而且還在自己的兒子身上付諸實施。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到上海后,陳獨秀不讓他們住在法租界吉益里二十一號自家寓所,卻讓他們兄弟倆寄住在上海四馬路亞東圖書館《新青年》雜志發行所店堂里,讓他們開始獨立生活,早日自創人生。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是陳獨秀同鄉好友,他遵照陳獨秀的囑咐,每月給他們兄弟倆十元生活費,而每次領取這十元生活費時,見人靦腆的延年總是等在外面,而由生性活潑的喬年獨自進店到柜臺去拿。兄弟倆一面打工,一面到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補習班學習法文,后又一起考入震旦大學,繼續學習法文。因此,他兄弟倆每月十元生活費除交學費,所剩無幾,生活十分清苦,于是,不得不半工半讀,謀生自給。白天在外打工,晚上以地板為床,吃燒餅,飲自來水,夏天無蚊帳,冬天無棉衣,一件夾衣一年四季不離身。

  陳獨秀不讓延年、喬年在家里食宿,感情上最過不去的還是陳夫人高君曼。高君曼是延年、喬年的姨媽,也是繼母,她認為于情于理都應讓他們兄弟倆吃住在家里,與她自己生的兩個孩子一樣。常有南來北往的客人住在陳家,有的客人一住數天,何以非把自己的親骨肉拒之門外呢?高君曼心里很是不安,苦說多次也說服不了陳獨秀,甚至為此還發生了口角。高君曼就去找同住上海的陳獨秀同鄉好友潘贊化。潘贊化是我國旅法著名女畫家潘玉良的丈夫。高君曼聲淚俱下地對潘贊化說:“望你以老朋友的資格代我懇求獨秀,使延年、喬年兄弟回家,我在名義上和感情上看待他們兄弟,會好于自己所生。”

  潘贊化欣然應允,與陳獨秀強爭數次,陳獨秀還是不同意,并斥責高君曼,是“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姑息養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聽他們自創前途可也。”

  就這樣,直到1917年陳獨秀離開上海,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之前,延年、喬年兄弟倆一直沒有回家吃住過。

  

  陳延年、陳喬年在上海讀書期間,各種思潮伴隨著新文化運動興起而廣為傳播。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傳播比較早,它主張個人絕對自由,不要政府,對一些不滿和反抗反動統治的知識分子頗有影響。當時年輕的陳延年、陳喬年對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學說頗有研究,認為無政府主義最激進最徹底,對中國無政府主義領軍人物吳稚暉更是十分崇拜,因而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進化社”。當時,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而名重一時,可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延年卻對人說:“吾父亦不過新官僚舊學者而已,讀書雖多,而不能為天地立心,不能為萬民立命,與文盲何異?”

  由于陳獨秀與延年、喬年長期分離,加之兄弟二人對父親以反對舊式包辦婚姻為名,拋棄他們的生母,繼而與自己意氣相投的姨妹同居、結婚之事大為不滿,故和父親的關系一直不好,以致父子感情淡薄、無融洽之意。所以,陳獨秀早期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也無多少影響。

  1919年“五四”過后,為了喚醒國人,6月11日,陳獨秀帶幾位革命師生,在北京“新世界”樓頂露臺上散發傳單——《北京市民宣言》時被警察當場逮捕,一時間全國震動。

  一天,被延年、喬年稱為潘老叔的潘贊化問陳延年:“聽說你父親因為五四學潮在北京被捕,你知道嗎?”

  “聽說了。”

  “你們怎么想的,不害怕嗎?”

  “既做不怕,怕則不做,況這次學潮,含有無產階級斗爭的意義,危險乃意中之事,何怕之有?”

  “如果同人援救無效,你如何想?”

  “中國失去一有學識之人,當然可惜!”

  陳延年如此冷靜地談論自己父親被捕,不能不令人驚異。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在上海求學時,與父親陳獨秀存有隔閡,他們不理睬陳獨秀“父道尊嚴”那一套,相互交往,采取平等式的關系。1917年,十九歲的陳延年由上海去北京,找在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的父親陳獨秀,他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遞上紙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寫著要拜見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還署上自己的名字。陳獨秀見了片子,同意兒子陳延年進去,同接見其他來訪者一樣,公事公辦。兩人似乎沒有父子之間那種特殊的血緣關系。這件事在北京大學傳出后,有人同陳獨秀開玩笑說:“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來了,真是身體力行啊!”

  

  1919年底,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通過當時吳稚暉、李石曾的介紹,與一大批來自中國各地的由華法教育學會資助的學生一道赴法勤工儉學。

  到法國之初,兄弟二人住在巴黎凱旋門附近的伯尼街22號,一面做工,一面學習,兄弟倆以過人的聰慧和流利的法語考入巴黎大學附設的阿里雍斯學校,學習文學、地理、法國文明史等,打算學完后報考巴黎大學。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信仰一致,他們信仰無政府主義,到法國后,他們編輯無政府主義刊物《工余》,還和法國無政府主義首領格儒有過聯系。

  由于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很深,對陳獨秀積極宣傳蘇聯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籌組中國共產黨并不贊許,陳獨秀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和斗爭也令他們反感。兄弟倆因與其父政治見解不同而心存芥蒂。1920年秋,陳延年受華法教育會委托,到碼頭迎接由國內赴法勤工儉學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公培,當陳公培向他出示陳獨秀的介紹信時,陳延年卻對陳公培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

  陳延年、陳喬年曾經滿懷希望,到無政府主義故鄉的法國,可以進一步學習、研究無政府主義理論,以便學成歸國后,用以“指導”改造中國黑暗社會。然而,當他們在資本主義法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后,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使他們逐漸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懷疑。

  然而,促使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發生根本動搖并最終將無政府主義扔進垃圾堆的,還是他們參加了實際斗爭。

  由于控制華法教育會的中國無政府主義領袖吳稚暉、李石曾以及中國駐法公使陳篆等,勾結法國反動當局肆意迫害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宣布與勤工儉學學生脫離經濟關系,使得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和大批勤工儉學學生得不到資助,而過著幾乎流浪的生活。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被迫從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廠當翻砂工,拼命干活,一天辛苦勞動所得無幾,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王若飛的舅父、著名教育家黃齊生老先生看到中國名流的兒子如此吃苦耐勞,不由大發感慨地說:“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過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醬油吃!”

  誠然,陳氏兄弟確實是勤工儉學生中的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

  

  1921年間,處于貧困中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忍無可忍,紛紛起來與控制華法教育會的吳稚暉、李石曾等進行斗爭。由共產主義者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發動進駐里昂中法大學,進行求學運動時,中國駐法公使館不僅拒絕了勤工儉學學生的正當要求,反而勾結法國當局派來警察對付手無寸鐵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逮捕了100多名示威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并于當年強行把他們全部遣送回國。活生生的事實,使陳氏兄弟徹底看清了無政府主義的欺騙性及其反動性,他們毅然跳出了無政府主義泥淖,同吳稚暉、李石曾這類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徹底決裂。

  在這場斗爭中,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結識了共產主義者蔡和森、周恩來、王若飛等,得到了他們很多支持和幫助,他們開始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尖銳批判,對他們啟發很大,他們終于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反動的空想,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真理,終于轉變了世界觀和立場,走到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來。1922年6月,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陳延年和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等人被選為少共中央執行委員。趙世炎任少共中央書記,陳延年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并負責編輯少共中央機關刊物《少年》月刊,還負責刻蠟板。陳喬年白天到一家生產有機玻璃的工廠做工,晚上幫助哥哥油印《少年》雜志。

  《少年》發表了很多宣傳共產主的文章,在留法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同趙世炎、王若飛、蕭三等人和法國共產黨組織交往甚密,1922年8月,經當時法共黨員、越南人阮愛國(胡志明)介紹,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獲悉這一消息,想到兩個兒子在國內信奉無政府主義,到法國勤工儉學這兩年,思想劇變,拋棄了無政府主義,信仰起馬克思主義,還參加了法國共產黨,成了自己的同志,內心不由得感到幾分欣慰。

  為發展和壯大在旅歐人員中的力量,經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認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參加法共的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組織中共旅歐支部。旅歐支部成立時,陳延年和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均被選為支部領導成員。

  

  1923年初,中共旅歐支部接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團團長陳獨秀的指示信,決定派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陳喬年等十二人第一批赴蘇聯,進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24年,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已經建立,國內革命斗爭迫切需要大批干部。是年暑假,陳延年與七八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離開莫斯科回國,于9月下旬抵達上海。

  陳延年回到了上海后,沒有回家去見闊別多年的父親,而是在民國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鄭超麟、傅大慶、薛世綸等人一起到中央機關向陳獨秀報到并匯報工作。幾年不見,父子關系不僅沒有彌合,反而更加疏遠了。

  陳獨秀同蔡和森、瞿秋白、羅章龍等人商量后,決定派陳延年以團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去廣州。10月初,陳延年來到廣州,參加5日召開的團粵區代表會議,主持團粵區執委改組工作。10月下旬,他寫信給團中央負責人鄧中夏,信中詳述了廣東團組織的狀況及改組工作的進展。這封信,是迄今見到的陳延年的惟一手跡。11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陳延年任區委秘書。1925年1月,廣東區委在執委會內設立有陳延年、周恩來、彭湃、劉爾崧等人組成的主席團,陳延年接替周恩來任區委書記,負責兩廣、福建和香港的黨務工作。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堪稱是中共早期革命家中艱苦樸素的典范。他們在法國一面做工一面讀書,生活艱苦已如上述。陳延年回國后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廣東是革命的中心,許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政軍中任職,領著不薄的薪金。作為中共高級領導干部,在共產國際支持下,陳延年享有固定的生活經費,但他節約開支,將省下的每一個銅板用在革命事業上。他還是穿一身從蘇聯帶回來半舊的粗嗶嘰學生服,腳上也是從國外帶回來的釘底翻毛皮鞋,臥室里只有一張木床、一張席子、一條粗毛氈、一條被子,黃色公文皮包當枕頭,床下還有一只小皮箱,這就是一個負責兩廣、福建、香港黨務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全部家當。他在廣東工作近三年,一直穿這套衣服,從春到夏,從秋到冬,領、袖破爛,油跡斑斑,同志們勸他做一套新衣服換一下,他總一笑置之。由于工作忙,飲食無定,有什么吃什么,他從不挑剔。他當時二十六七歲,有的年青女同志很仰慕他,有人對他提婚姻問題,他總是推說工作忙。

  

  廣東是大革命的中心和根據地,中共廣東區委的決策和工作,影響全國大局。陳延年和區委特別重視黨的建設。首先健全了區委的領導機構,對黨組織進行整頓,區委主要負責人親自參加廣州重要支部會議,派人到外縣巡視,具體指導黨組織的建設工作。同時,陳延年著力于黨的思想建設,加強黨的團結。他在《告同志》《我們的生活》發刊詞中,強調要“推進黨的教育與訓練”“要在黨的正確的政策下面,很堅固的團結起來。”區委逐漸建立了黨課制度,開辦學習班、訓練班、黨校等,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基礎知識。陳延年依靠工農群眾的觀點明確堅定,他在《民族革命與工農階級》一文中指出:“革命運動中只有最受資本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的階級才是最能革命的階級,這個最能革命的階級就是工人與農民。”陳延年經常到工人中去參加活動,了解情況,指導工作。他在《我們應做什么》一文中,號召青年們要“堅決與一切黑暗的過去奮斗”,參加到革命斗爭中去。陳延年和區委成立了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協助周恩來組建青年軍人聯合會。陳延年非常重視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裝,他和周恩來決定選派一批黨團員到黃埔軍校學習,以培養軍事干部。1924年11月,他協助周恩來建立以徐成章為隊長的鐵甲車隊。1925年,以鐵甲車隊為基礎,組建了以葉挺為團長的獨立團。區委抽調有軍事知識的干部到農會工作,擴大健全農民自衛軍,把廣州工團軍改編為工人自衛隊,建立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這些由黨直接指揮的革命武裝,支援工農革命運動,加強了工農聯盟、保護了工農利益。后來葉挺獨立團被派為北伐先遣隊,工人糾察隊和自衛隊成為日后廣州起義時赤衛隊的骨干力量。

  陳延年思想厚重,意志堅強,在黨內素有“小列寧”之稱。他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優良作風,使廣東黨組織成為有凝聚力、有戰斗力、團結堅強的組織,黨員從幾十人迅速發展為幾千名,并領導著近百萬有組織的工農群眾。1925年6月,陳延年和鄧中夏、蘇兆征等人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陳延年親自參加并指揮6月23日在廣州舉行的10萬群眾的大示威。英帝國主義偵知中共在南方的領導人是陳延年,因陳延年臉上有細微的疙瘩,就以“陳大麻子”稱之,并寫成傳奇小說對他大加詆毀。

  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之前,在統一戰線內部左派和右派的斗爭已非常尖銳,陳延年、周恩來等商定了“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計劃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中,對右派予以迎頭痛擊,但這一計劃卻遭到陳獨秀的反對。到3月,新右派蔣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艦事”,向共產黨突然襲擊,陳延年和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反擊蔣介石的正確主張,但又遭到陳獨秀、張國燾的反對和阻止。時隔兩月,蔣介石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拋出了旨在排斥共產黨、分裂國共合作的“整理黨務案”。當時參加會議的共產黨人以及陳延年和廣東區委都極力反對,但張國燾迫使共產黨人接受蔣介石這一反革命舉措。

  

  1924年冬,陳喬年也奉命離開莫斯科回國,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會(簡稱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當時中共北京地委書記是他在法國勤工儉學、在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求學時的老同學趙世炎,他是中共北京地委領導成員中最年輕的一個,時年二十二歲。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間的感情絕非一般兄弟可比,從童年到后來留法、留俄一直形影不離的兩兄弟,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才依依不舍地分赴祖國南北,譜寫著各自的光榮而輝煌的歷史。莫斯科一別,直至壯烈犧牲,兄弟倆再也沒有見過面。

  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陳喬年以滿腔熱情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之中。當時的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政治斗爭日趨高漲,但革命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妄圖破壞統一戰線,發出反共叫囂。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北方區委的前身)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宣傳工作,以適應思想戰線上斗爭的需要。但當時軍警檢查甚嚴,辦刊物、印傳單都很困難,為了保證安全,不得不經常改換印刷廠,而有的私營印刷廠又不敢承印革命宣傳品,有的則乘機抬高印價。為了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群眾進行革命斗爭,回擊各種反動謬論,中共北京區委根據李大釗的提議,決定創辦一個秘密印刷廠,并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陳喬年。陳喬年在北京大學一院的一間教室里,召集有關同志開會,研究創建印刷廠的具體事項,不到10天,秘密印刷廠就正式開工了。這個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向導》,印刷北京區委的機關報《政治生活》和一些傳單等。為了避免敵人的破壞,印刷廠經常遷移地址,更換廠名,使敵人一直也沒搞清這個印刷廠的真實面目。就這樣,這個由陳喬年主持創建的印刷廠,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堅持工作了1年多,保證了《向導》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時、按期出版,為宣傳中共的主張,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10月,李大釗任書記的中共北方區委成立后,陳延年擔任區委組織部部長。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開辦區之下的高級黨校的決定,李大釗和趙世炎、陳喬年認真分析了中共北方區委所轄各地委的情況,立即著手在北京開辦區委黨校。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之后,中共北方區委黨校于1925年10月間正式開學。中共北方區委黨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北方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陳喬年擔任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黨的建設、世界革命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等課程的講授任務。為了準備講稿,他常常徹夜不眠。他的課講得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中共北方區委的組織部部長,陳喬年與李大釗、趙世炎一起領導了北京歷次重大斗爭。他親自參加了1926年中共所領導的抗議八國通牒的請愿示威活動。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他就在奮爭的人群之中,胸膛上挨了軍警一刺刀,鮮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著劇痛,指揮群眾撤退,后在同志們的攙扶下才回到區委機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獨秀秘密離開上海來到武漢,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召開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延年被選為廣東區出席“五大”的代表。三月底,他率領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北上武漢。4月上旬,陳延年在武漢見到了陳獨秀。父子這次相見只有幾天,中共中央即派陳延年和李立三、聶榮臻等去上海。當時正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夜,上海已為白色恐怖所籠罩,陳延年知道此去兇多吉少,但他沒有怕死而退縮。他曾在中共廣東區委大會上說:“一個共產黨員的犧牲,勝于千萬張傳單;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產黨員!”

  不久,羅亦農奉調去武漢工作,他所擔任的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一職便由陳延年接任。

  1926年冬,陳喬年奉命離開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延年因上海工作需要,未能出席這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陳喬年出席了這次大會。

  大會選舉了三十一名正式中央委員和十四名候補中央委員。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三人均當選為中央委員。父子三人,在黨的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這在中共黨史上僅有的。在五屆一中全會上,陳獨秀依然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總書記。陳延年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共“五大”后,陳喬年留在武漢,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江浙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中共中央任命陳延年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6月26日下午3時許,剛剛就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與省委組織部部長郭伯和、省委秘書長兼省委宣傳部部長韓步先等幾位同志在恒豐里省委機關研究工作時,恒豐里突然被反動軍警所包圍。

  陳延年、郭伯和見情況危急,為掩擴其他同志,便以桌椅板凳為武器,和反動軍警展開了搏斗,另外兩個同志乘機脫險,從屋頂上逃走。但陳延年、郭伯和等四人終因寡不敵眾,不幸被捕。

  陳延年被捕后,化名陳友生,自稱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衣,褲腿上還扎著草繩,與一般做粗活的工人無異,故敵人信以為真。黨組織得知他未暴露身份后,立即通過濟難會的同志與敵辦案人員交涉,準備以800塊銀元為代價要辦案人員將他釋放,敵辦案人員也已答應。可就在這時,積極支持蔣介石反共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吳稚暉,從胡適那里獲知陳延年已被上海淞瀘警備司令部逮捕,不由得一陣狂喜。在吳稚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時候,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曾對他十分尊崇,向他執弟子之禮,拜他為師。可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看清吳稚暉的欺騙性及其反動的嘴臉,兄弟倆便同他徹底決裂。尤其是在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后挺身而出,同他作過堅決的斗爭。吳稚暉十分惱火,對陳氏兄弟恨之入骨,曾破口大罵道:“這兩個小兔崽子,比他們老子還厲害!”

  對陳延年一直懷恨在心的吳稚暉,立即向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了一封名為“賀函”,實則是告密的信。“賀函”稱:陳獨秀之長子“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

  楊虎本不知道捕到了“共黨要犯”陳延年。在知道了陳延年真實身份后,為了得到中共組織的秘密,對陳延年用盡酷刑,但延年如鋼鐵般堅強,寧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晚(被捕后第9天),他被秘密押赴龍華刑場,被敵人用亂刀殘忍地砍死,壯烈犧牲,年僅二十九歲,未婚。

  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中國……像陳延年,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許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周恩來對陳延年的工作也曾給予過高度的評價,他說:“廣東的黨團結得很好,黨內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喬年對他父親陳獨秀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擁護中共中央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不僅使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只有作堅決的斗爭,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八七會議之后,陳喬年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

  盡管和兒子有某些隔膜,陳獨秀還是很愛自己的兒子的,但不嬌慣,更不溺愛。他在武漢得悉長子延年慘遭國民黨殺害時,憤怒萬分,痛罵蔣介石不仁,誓與他不共戴天。盡管陳延年反對過他的政治主張,但他畢竟是自己的親骨肉,而且又是共產黨的杰出人才,現在死于蔣介石的屠刀下,又怎能不叫他悲傷呢?他在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后,裝扮成商人秘密從武漢潛回上海,回到新搬的家。他見妻子高君曼正在家中為延年設了靈堂,燒紙招魂,哭泣甚哀,趕忙問道:“延年的尸體收了沒有?”

  “沒有。”高君曼傷心地答道。

  “怎么回事?”陳獨秀焦急地問。

  “他死得很慘,是被分尸慘死的。組織上托人要過尸,但蔣介石的爪牙不給。”高君曼泣不成聲地訴說著。

  陳獨秀聽了,悲痛哽咽,幾日沉默不語。

  1927年冬,陳喬年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

  陳獨秀雖然受到黨內嚴厲批評,但他并沒有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一次,陳喬年和他愛人史靜儀去看望父親,陳獨秀十分高興,但在言談中,父子二人就當時的時局展開了激烈辯論,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

  陳喬年對陳獨秀說:“爸爸,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黨應有自己的武裝,走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才有希望。”

  陳獨秀聽了兒子喬年一番“說教”,十分惱火,但仍堅持自己的錯誤看法,對他的秘書黃玠然說:“你看,兒子竟然教訓起老子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陳喬年夫婦連飯也沒吃,就氣憤地走了。

  十一

  當時,上海環境極為險惡,國民黨反動派到處瘋狂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遭到破壞,黃浦江上空彌漫著血雨腥風。作為省委組織部部長陳喬年不畏環境險惡,積極協同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開展工作。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斗爭方式,巧妙地和敵人周旋。他們秘密地深入工廠、農村、機關和學校,聯絡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斗爭。由于他們克服了艱難險阻,日夜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得以重新聚集起來。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部長會議。陳喬年主持了這次會議。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和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后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壞。

  陳喬年被捕后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從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頑強而巧妙地同敵人進行斗爭。起初,他化名王某,敵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他來滬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認識他。敵人用了種種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黨組織得知陳喬年等被捕后,也在千方百計地營救他們。因為他未暴露真實身份,便計劃用錢將他贖出。與他同時被捕的鄭復他、許白昊也在獄中研究營救他的計劃;打算由叛徒不認識的周之楚頂替他的姓名、職務。周之楚十分英勇,當即允諾,愿以自己的犧牲來保全陳喬年的生命。這一切都在按計劃的進行,不料,周之楚的那個南洋富商的父親也四處托人營救他,在其父探監時露了馬腳,使敵人發覺了陳喬年的身份。陳喬年見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便從獄中托人轉告黨組織,希望黨不必再為營救費心,更不必再為他花錢。關押期間,敵人為了得到黨的機密,對陳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橫眉冷對,堅貞不屈,還不斷地鼓勵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氣節。敵人見從他們身上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就打算殺害陳喬年。同志們知道后,心情十分難過。陳喬年卻鼓勵大家:要為革命保重身體,好好學習,以便將來繼續為黨工作。他還樂觀地說:“讓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難友們問他,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他回答說:“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年僅二十六歲的陳喬年槍殺。陳喬年留有一子,后夭折。

  十二

  陳獨秀雖然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國民黨還是不放過他,懸賞三萬大洋緝拿他,他不得不隱姓埋名,在上海熙華路一座貧民窟石庫門過隱居的生活。

  禍不單行。1928年6月間,又傳來二兒子喬年被國民黨殺害的噩耗,而且與延年一樣尸首難尋。災難接踵而至,令他痛不欲生。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在獄中的陳獨秀聞訊非常興奮,叫人買來酒菜,先祭奠大革命以來死難的烈士,然后他說:“延年啊,喬年啊!為父的為你們倆酹此一杯!”說完,他將酒灑在地上,老淚縱橫,痛哭失聲,從沒有人見他如此痛哭過。別人勸他,他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于貧病交加中,在四川江津去世。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壯烈犧牲,使黨失去了兩位最優秀的黨員和重要的領導人才,革命失去了兩名堅強戰士,中國人民失去了兩個忠實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兄弟的英名和他們的革命業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心中。

  2009年9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陳延年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等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孟昭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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