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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赤石越獄暴動記
2020/10/16 15:10:14   中國老區網     瀏覽量: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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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糾集了近10倍于新四軍的7個師的重兵,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區,對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進行“圍剿”,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同室操戈、親痛仇快“皖南事變”。新四軍皖南部隊經七晝夜英勇苦戰,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陣地全部失守。除前后有2000多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余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第三戰區談判時被無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后被叛徒殺害。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其番號,聲稱將葉挺軍長交“軍法審判”。

  

  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共有4500多人被俘。其中,排以上干部有近700人,全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

  上饒集中營是皖南事變的歷史產物,是國民黨當局于1941年3月在江西上饒周田村、茅家嶺、李村、七峰巖、石底等地設立的一座規模龐大的法西斯式的人間地獄。

  上饒集中營,明明是一座大監獄,可是國民黨當局卻掩人耳目地在此掛了兩塊牌子:

  一塊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訓練總隊軍官大隊”(簡稱“軍官大隊”),大隊部設在周田村。下設5個中隊,每個中隊有3個區隊9個班,“學員”均為被俘的新四軍排以上干部。葉挺軍長和新四軍一批高、中級干部張正坤(新四軍第三縱隊司令員)、馮達飛(新四軍第二縱隊副司令員)、蕭正岡(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林植夫(新四軍敵工部部長)、黃誠(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李子芳(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徐金樹(新四軍第三縱隊老五團團長)、林開鳳(新四軍第三縱隊老五團政委)、王聿先(新四軍軍部軍醫處長)等人也屬于“軍官大隊”在編人員,他們先后被分別囚禁在李村、七峰巖和石底監獄。

  第二塊牌子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特別訓練班”(簡稱“特訓班”)。“特訓班”的“學員”,是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特務從東南幾省抓捕來的中共黨員和抗日愛國民主人士。班本部也設在周田村,下設1個中隊,分3個區隊9個分隊(班)。曾在上海擔任過“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書記、參加過長征的文學家馮雪峰就被囚禁在這個“特訓班”。由于馮雪峰化名馮福春,一直沒有暴露身份,敵人只知道他是個高級文化人,所以便把他和吳大琨(上海各界人士赴皖南慰問團團長)、鄭丹甫、郭靜唐、計惜英、王聞識(1942年10月病逝于獄中)等知名人士關押在一起。

  國民黨軍警憲特為了嚴密控制集中營,把監獄所在村莊周圍30里劃為禁區,60里劃為防范區。為加防范被關押的“囚犯”逃竄,便四處張貼告示,不許老百姓藏匿“囚犯”,如發現有藏匿不報者,與“犯人”同罪。為防止被囚禁者借助地理環境隱蔽越獄,監獄所在地的村莊都架設了鐵絲網,周圍樹木被砍伐殆盡,遍設崗哨,荷槍實彈的衛兵日夜站崗巡邏。

  

  國民黨頑固派在上饒集中營里實施所謂“政治感化為主,軍事訓練為輔”的方針,施展政治欺騙和高壓手段相結合的伎倆。一方面,向被俘的新四軍戰士灌輸反動的思想毒素,企圖誘騙他們動搖、放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對被囚禁人員施以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摧殘、折磨革命志士,欲從肉體上迫使革命志士屈服。

  被俘、被捕的新四軍干部、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在政治上被誘騙、精神上被摧殘、肉體上遭受慘無人道的重刑與殘殺實為世所罕見。

  在上饒集中營,先后被折磨致死者不下200人。著名革命家張太雷的兒子張一陽就是這200人中的一員。

  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的年僅十七歲的共產黨員張一陽與其他被俘同志一起,與敵人展開英勇的斗爭。在集中營非人的虐待下,身體虛弱的張一陽染上了回歸熱。特務得知他是張太雷的兒子,就一手拿著治療回歸熱的特效藥,一手拿著寫好的“悔過書”,對張一陽說:“只要你在‘悔過書’上簽個名字,就立即給你打針,還送你去大醫院治療。”

  面對生與死的嚴重考驗,處在高燒中的張一陽,輕蔑地看了一眼“悔過書”,把頭朝里一扭,根本不理睬特務那一套。特務幾次勸降,都遭到他怒目而視,最后又以斷水來威逼他……張一陽就這樣慘死在獄中。

  被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始終都沒有屈服,他們秘密建立了獄中黨組織,機智勇敢地同敵人展開斗爭。他們常以零散越獄,乃至小規模的集體暴動,來反抗法西斯暴行。

  1942年4月,經過集中營兩期“訓練教育”,反共頑固派把“軍官大隊”與“特訓班”合并,改稱為“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簡稱“東南分團”)。“東南分團”轄2個大隊,6個中隊,每個中隊分9個班。“學員 ”則變成了“觸犯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的“犯人”,得繼續接受“訓導”。

  在重新編隊時,集中營管理部門根據平時特務們的考查,把斗爭堅決的“學員”分別編在第三中隊、第六中隊,并分別冠以“軍事頑固隊”和“政治頑固隊”,以便嚴加監督。

  上饒集中營的直接管理者,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下屬特務情報機構。改為“東南分團”后,由中將高級參議盧旭(盧覺華)任主任、政治專員室少將專員張超任副主任。下屬各部門、各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中隊長、指導員等,都是經過國民黨中央軍校訓練過的軍統特工。

  

  1942年5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占領浙江金華,5月31日攻陷衢州。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日軍長驅直入,逼近上饒。5月初,日本侵略者從杭州出發,沿浙贛鐵路線西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國民黨軍隊不戰而潰,金華、衢縣相繼失陷,玉山、上饒門戶洞開,駐在上饒的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亂成一團,匆忙決定向閩北奔逃。并同時決定,由囚禁在上饒集中營的新四軍干部和愛國民主人士編成的“東南分團”也一同向閩北建陽一帶遷移。

  被集中營特務們稱之為“政治頑固隊”的第六中隊組建后,中共黨員們很快就成立了新的地下黨支部,書記沈韜(化名馬六),委員有阮世炯、周奎麟(化名周青)、陳念棣等同志。支部成立后,經過慎重的研究,并征求了多數同志的意見,作出了集體越獄暴動的決策。對支部這一決策,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但也有少數人怕犧牲太大,個別人甚至還幻想等待黨中央與國民黨交涉得以釋放。黨支部針對這一思想動向,教育大家回憶蔣介石自1927年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對共產黨人恨之入骨,要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蔣介石背信棄義、玩弄陰謀,悍然“圍剿”北移抗日的新四軍皖南部隊的罪惡勾當。一定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國民黨頑固派最擔心的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他們不會輕易釋放獄中的難友。若想生存,若想抗日,就必須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舉行暴動,沖出牢籠,回到革命的懷抱。經過了一番思想工作,全中隊統一了認識,做好了堅決暴動的思想準備。這樣,暴動越獄也就成了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統一行動。

  6月5日凌晨4時許,“東南分團”幾百名“學員”,在憲兵八團的嚴密監押下,開始向福建方向行進。

  在離開上饒之前,關在茅家嶺的第三中隊,即被特務頭子稱之為“軍事頑固隊”的同志們,于5月25日下午,乘軍警頭目和衛兵戒備疏忽之際,在暴動委員會領導下,勇敢地奪取敵人武器,勝利地沖出牢籠。

  第三中隊26位難友越獄暴動成功,極大地鼓舞了集中營難友的斗志,并為第六中隊越獄暴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第六中隊黨支部據此認為,關在茅家嶺的同志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都能奪取武器,取得暴動的勝利,何況我們是在轉移途中,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只要瞅準機會舉行暴動,集體越獄,應該更有成功的把握。

  黨支部認為在行進途中舉行越獄有利條件有三:

  第一,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暴動出去后,夜晚隨處可以露宿,到處可以尋覓瓜果充饑;第二,地處武夷山區,山巒連綿,森林密布,便于隱藏;第三,這一帶原來是革命老根據地,現在又是黨領導的游擊活動區域,群眾基礎好,槍聲一響,地下黨和游擊隊同志一定會迅速前來接應。

  

  特務頭子盧旭,根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面諭,為了防范轉移途中“學員鬧事”,尤其是針對“政治頑固”的第六中隊,出發前特別采取了幾項措施:(1)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閩浙贛邊區打過游擊的老紅軍立即調離第六中隊。(2)將部分身強體壯的人抽調出來,由特工和憲兵押著,給各級官佐抬行李隨隊前進。(3)對押解兵力作了嚴密配置——在第六中隊前后,各配兩個憲兵班充當前后衛。前后兩隊相距的30米之間,配備一個憲兵加強班。每個憲兵班裝備兩挺輕機槍、若干支步槍和駁殼搶,外加若干顆手榴彈。

  另一個特務頭子張超在臨出發前又特別宣布了幾條嚴厲的“軍事紀律”:(1)各隊之間必須保持30米的距離,不準拉長或縮短。(2)不準擅自離開隊伍。(3)不準掉隊。(4)休息時如要大小便,須先舉手報告,不準隨便亂動。(5)不準交頭接耳。(6)不準唱歌、喧嘩。宣布完畢時,他殺氣騰騰地威脅道:“誰要是違犯了這6條紀律,格殺勿論!”

  面對特工和憲兵的嚴厲控制,從6月5日離開上饒后,第六中隊黨支部一路上審時度勢,謹慎地選擇時機,以極嚴密的方式不斷地調整應對措施。為了保證集體暴動的勝利,黨支部決定在押解途中不允許個別逃跑,以免打草驚蛇。黨支部還挑選出一些勇敢機敏、體魄比較健壯的同志組成突擊隊,以3人為一組,在舉事時每組專門襲擊一個憲兵,奪取那個憲兵的槍支,并暗中進行奪搶動作的練習。黨支部成員還向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在閩浙贛邊區打游擊的老紅軍項永章等人仔細了解武夷山山區的地形及黨組織分布的情況,以明確越獄后的去向及聯絡方式。

  

  經過兩天的行軍,6月6日晚上,隊伍到達鉛山縣石塘鎮。第六中隊所有人員被禁錮在一所小學樓上的教室里,周圍布滿崗哨。特工和憲兵突然把已經休息的項永章、朱元春、高文中、陳秋生、瞿志仁、蔡良、鐘福生、俞霖堂等8個老同志抓走。后來得知,這8位老同志全被特務秘密殺害于石塘。

  面對險惡的形勢,為了麻痹敵人,黨支部再度重申:未經批準,不得個別越獄。所有黨員和非黨積極分子,特別是支部成員和暴動指揮者一定要加倍提高警惕,注意隱藏,保護好自己。而黨支部成員,則每到一處都在留心捕捉戰機。

  敵人肯定已從革命者身上嗅到了一些對他們極為不利的的氣息,于是便瘋狂地反撲過來,災難又一次發生了。

  6月14日晚,隊伍在大安鎮宿營。深夜,一群特務和憲兵如狼似虎地闖進在小學校教室里夜宿的第六中隊的住處,紛紛用手電筒橫掃正在熟睡的“學員”。一個特務小頭目吆喝道:“大家躺著不許動!”接著點燃了掛在墻壁上的馬燈,在昏暗的燈影里,這幫兇神惡煞,端著手槍、駁殼槍,劍拔弩張,如臨大敵。那個特務小頭目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片,用手電筒照著說道:“我把這張名單上的姓名念一遍,點到名的馬上起來跟我們到隊部去,沒點到名字的不準動。誰要不聽命令,就莫怪老子不客氣!說完就念名單。名單上共有5名同志,他們是沈韜(馬六)、周青(周奎麟)、湯定波(唐金虎)、吳國材(黃剛培)、王鐵生等5人,其中沈、周二人是秘密黨支部的負責人,因途中與獄友接觸頻繁,所以便成了盧旭、張超名單中的危險分子。特務小頭目念完名單,特務、憲兵就像一群惡狼,強扭著5名同志的臂膀,把他們給押走了。 這5位同志一去則未歸,獄中黨支部則斷定五位同志兇多吉少。

  6月15日清晨,隊伍繼續向閩北轉移。出發前,第六中隊中隊長、軍統特務劉振珂向全隊訓話,并宣布:一、為了減少長途行軍的疲勞,本隊官長的行李另雇民夫挑運,不用大家去抬了;二、從這里繼續往南,就要進入武夷山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匪區",為了保證大家的安全,除了憲兵連作內衛,長官部增派特務團作外衛;三、大家要繼續遵守行軍紀律,不得違犯。在劉振珂講話時,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著,想聽到昨夜押走五同志的下落。但是,出乎意料,劉振珂對震動全隊的這件大事竟若無其事,一句不提。這就等于告訴大家,特工們沒有從沈韜、周青等5同志的口里得到一絲一毫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也就是說,對即將舉行暴動的事, 特工們一無所知。要是已從那5個同志口里得到有關暴動的口供,那一定會對全中隊采取極嚴厲極緊急的防范措施。至于劉振珂所說的增加一個團作外衛 ,那完全是虛張聲的恐嚇性語言。

  很快 ,大家便知道,敵人連夜對沈韜、周青等5位同志展開嚴刑審訊,企圖逼他們供出獄中黨組織和秘密活動情況。然而,這5個同志個個守口如瓶,寧死不屈,大義凜然, 怒斥敵人,對秘密一字不吐。終于在6月16日天亮之前,即赤石暴動的前夕,被敵人用馬刀悉數砍死在大安鎮附近的大山里。他們為赤石暴動的勝利、為革命事業奉獻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正如朱德委員長1961年在題為《三明新市》的一首詩中所寫:"上饒集中營,拘留盡群英。

  暴動尚未開始,便先后有10多位同志遭致殺害,飲恨黃泉,黨支部成員心如刀絞。

  

  6月16日晚,隊伍到達福建省崇安縣的大安鎮,這里離崇安縣城只有40華里,距目的地不遠了,途中暴動已不容拖延。黨支部研究決定在次日,即6月17日舉行集體暴動,確定暴動領導核心由陳念棣(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第四隊指導員)、王羲亭(化名王達鈞,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軍事教員)、阮世炯(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政治干事)、趙天野(化名趙青選,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文化干事)4位同志組成,王羲亭任總指揮,委以全權。李滌非(化名李鐵飛、新四軍三團敵工股長)、王樹仁、陳延治則分別為1、2、3分隊暴動指揮員,聽從王羲亭統一指揮。確定暴動的方式一是奪槍暴動,二是不奪槍暴動,視情況選擇一種。暴動的訊號分準備、發起、撤銷三種:準備訊號是《義勇軍進行曲》前奏曲;發起訊號是"同志們沖呀!"撤銷訊號是唱"烽火連天,血腥遍野,中華民族遭到空前的浩劫"這幾句歌詞。

  6月17日下午,當第六中隊被押解到崇安赤石鎮時發現,此地與去宿營地下梅鎮之間隔了一條橫貫南北、寬約100多米的崇溪河。放眼望去,崇溪河對岸是四五里縱深的丘陵,越過丘陵,便是高聳的武夷山脈,山峰連綿,林木茂密,對暴動來說地形非常有利。加上幾近黃昏,時間也有利。領導暴動的幾位同志,趁在河邊待渡時迅速交換了意見,決定一過河就行動。

  由于河面寬,只有一只船和兩只竹筏來回過渡,每回只能裝一個分隊(30人左右)。6個中隊分批渡河,動作遲緩,憲兵在兩岸前后難以嚴密戒備。

  第一、二、三、五中隊已挨次渡完,先過河的各中隊怕天晚出事,過了河就帶著隊伍走了。輪到第六中隊過河,太陽快要落山了。第六中隊后為第四中隊(女生中隊)。

  

  第六中隊第3分隊先渡,第1分隊隨后,1、3兩分隊上岸后,敵人在路邊制高點分散布置了警戒。值勤官命令先過河的人面向武夷山,立正看齊,放下背包,原地坐下,等候第2分隊。

  這時,王羲亭假裝要解小便,站起來離隊發出信號,他用低沉而激動的聲音唱起《黎明曲》的引子:“啦,啦,啦……”聽到暴動準備的信號,大家心照不宣,個個繃緊心弦,悄悄地做了最后準備,換上了新草鞋,清理了背包,多日的疲勞一掃而盡,等待著那個神圣的時刻。第2分隊船筏剛靠岸,陳念棣即向王羲亭發出信號,脫下軍帽擺了兩下。王羲亭心領神會,立即把手一揮高呼:“同志們,沖啊!”頓時,如山崩地裂,第六中隊100多名同志展開了一個大扇面,有的和特工、憲兵奪搶搏斗,有的風馳電掣般向對面山峰沖去。這一突如其來的行動,把擔任押解任務的特工、憲兵驚呆了。等到他們回過神來,許多同志已涉過水田,跳過水溝,進入了丘陵地帶。大家心馳神急,在高度激奮中奔跑。特工隊長下令向暴動人群開槍掃射,子彈亂飛,少數同志倒了下去。

  暴動的勇士們組成堅強的戰斗集體,與追上來的特工人員搏斗拼殺。年僅十九歲的原新四軍教導總隊學員瞿祖輝,因迭經酷刑,身體徹底垮了,哪能跑得動?便遠遠的落在了隊伍后頭。他自料難以脫身,便緊緊地抱住特工隊長的大腿,任特務們拳打腳踢,他就是不松手,最后被敵人槍殺。

  由于長期在獄中遭受折磨,不少同志身體虛弱,盡管心中充滿了興奮和生的希望,但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頗有困難。同志們一邊跑一面喊:“快跟上!”“沖上山頂就是勝利!”三三兩兩互相鼓勵著、攙扶著前進。

  軍部軍醫處長王聿先是個文弱書生,已跑出三分之二危險區,但終因年紀大、體力不支而跌入深溝。當時,有同志主動上去要拉他一把,王聿先卻急忙擺手,要他們為了革命趕緊跑,不要管他,在生死關頭,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德。王聿先在深溝里摸索了整整一夜,天亮后摸到一個小村,被鄉丁發現報告了集中營,后被憲兵捆綁押回。

  夜幕降臨,暴動人群進入深山老林之后,槍聲才漸漸稀落。

  大家從四面八方向山頭匯集。“咕,咕,咕!”“咕,咕,咕!”大家互相呼應著聯絡的信號,拉藤攀葛,披荊斬棘奔向集合點。到達山頂時,大家熱烈擁抱,揮舞著雙臂高呼:“我們勝利了!”清點人數,到了40多人,還有一部分人跑散了。隨即分成4個小組,帶著繳獲的1支步槍、6顆手榴彈,由阮世炯、李滌非、趙天野、陳慰慈(新四軍政治部統戰情報科科長)分別率領,分頭向武夷山腹地前進。后來,他們跟從茅家嶺(第三中隊)暴動脫險的陳子谷、李維賢等7位同志匯合,共有40多人,于6月30日前后,陸續到達武夷山半山腰的青竹坑。在這里他們終于找到中共閩浙贛邊特委書記王林興和特派員陳貴芳等。此后,在特委領導下,與堅持當地斗爭的原紅軍游擊小組組成一支抗日游擊隊,先后轉移到蘇南、蘇北、皖南抗日前線。

  根據后來統計,這次暴動,經過殊死搏斗,有50多人成功越獄,回到革命隊伍;有20人被敵人捕回,其中14人遭殺害或折磨致死,僅6人幸存下來。 幸存下來的那6人,直到1945年10月,國共兩黨“雙十協定”簽定后才被釋放。

  由于此次越獄暴動是在福建省崇安縣赤石鎮附近舉行,故史稱“赤石暴動”。

  

  赤石暴動的成功,使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非常震驚,他們氣急敗壞地決定將一批“頑固不化分子予以處決”,瘋狂地集體屠殺了集中營中幾十位同志。

  1942年6月19日,敵人將赤石暴動中突圍未成的第六中隊的王仁、王云燕、楊瑞年、鄧復生等人和其他中隊里所謂的“危險分子” “頑固分子”共59人押到與赤石村相連的角亭村虎山廟關押。然后,這59位抗日勇士,被分3批槍殺于虎山廟附近茶樹林中,除一人幸存外,其余58人全部罹難。

  這批在抗日戰場建過奇功的優秀兒女,面對敵人的屠刀,面不改色心不跳,倒在血泊中還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新四軍二支隊三團團部書記官王之燕在臨刑前朗讀的“浩氣永長存,丹心昭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后人補”的壯麗詩句,代表了58位烈士向黨和人民交了一份閃光的答卷。

  虎山廟這場大屠殺,連同在武夷山大安、在暴動中在興田被國民黨頑固派槍殺的共73位抗日英雄。這批英雄,平均年齡24.6歲,最小18歲,最大40歲。他們中間有共產黨員56人,女烈士7人,有大學生、華僑子弟、臺灣籍青年,有姐弟一對,夫妻一對,他們是新四軍的光榮和驕傲。

  在被屠殺的58位同志中有一位叫蔣仁堅的同志。

  蔣仁堅是菲律賓的華僑青年,1939年5月回國參加新四軍,被編入新四軍教導總隊,無論是軍事訓練還是學習革命理論,他都刻苦認真,進步很快,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皖南事變時,二十歲的蔣仁杰,在新一團任連副指導員,在反擊頑軍進攻中,他身先士卒,帶頭沖殺,后不幸被國民黨軍第四十師所俘,被關進上饒集中營,編在“政治頑固隊”——第六中隊2分隊。赤石暴動時,為掩護同志,蔣仁堅被尾追的憲兵打傷而再次落入魔掌。除當場被暴打一頓外,當晚就對他進行酷刑審訊,但他視死如歸,絕不屈服。1942年6月19日下午在虎山廟刑場上,蔣仁堅昂首挺胸,屹然不動,和同志們一道不停地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從容就義。

  軍部軍醫處處長王聿先被捕后,本來也被列入處決的名單中,但最終集中營沒有殺害他。這是因為,抗戰時期第三戰區包括閩贛的中小城市,醫務人員極度缺乏,能找到一個有資歷、醫術高明的醫生是很難的,而王聿先曾在沈陽醫學院就讀7年,畢業后又到成都華西醫科大學進修,是個不可多得的優秀的外科醫生。集中營的特務頭子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只認為他是個有技術的知識分子,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所以仍把他囚禁起來,讓他看病。后來美國援華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獲悉他醫術精湛,便向重慶政府指名道姓要王聿先去援華航空隊當醫生兼翻譯。1944年9月,王聿先經人擔保,國民黨當局才把他釋放。新中國成立后,王聿先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

  赤石越獄暴動的勝利,是上饒集中營斗爭的高潮,給國民黨頑固派以沉重地打擊,粉碎了他們造謠說新四軍被俘、被捕人員都已向他們屈服投降的欺騙宣傳。赤石越獄暴動的勝利,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監獄斗爭空前壯舉,在中共黨史和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建國后,黨和政府在赤石暴動發生地建立"赤石暴動烈士陵園"。

  196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在赤石暴動舊址設立紀念碑。

  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政府對赤石暴動烈士陵園"進行擴建,占地約8000平方米。陵園整個工程分石階、屏風、石廊、廣場、陵墓5個部分,顯得莊嚴、壯觀、威武,給人以特殊的感受、特殊的教育、特殊的陶冶。

  陵園位于赤石渡口的公路旁,陵園石階底座橫在路邊,多層的石階像一座觀禮臺,將赤石渡口收入眼底。石階的兩側為梯田式花圃,四季有花,莊嚴大方。石階的頂端立一座高2米、長6米的石屏風,正面是大紅色的"赤石暴動烈士陵園"8個大字。屏風背面銘刻著1942年6月15日至23日,在赤石暴動、虎山廟大屠殺,以及在大安、興田途中慘遭國民黨頑固派殺害的新四軍干部和愛國志士,共計73位烈士。

  步入陵園頂端,是烈士安息的墓地,呈凸圓形狀,墓穴正面的大理石上,刻著赤石暴動的簡介。墓地正面1000多平方米水泥廣場,可容納上千人瞻仰和憑吊。墓地四周廣植常青的杉樹、柏樹陪伴烈士。

  虎山廟大屠殺遺址位于武夷山市武夷街道角亭村。1992年,為了紀念在虎山廟大屠殺中犧性的新四軍指戰員,當地政府在虎山廟大屠殺遺址建立紀念碑 。

  在赤石渡口立有福建省人民政府1961年公布的第二批省級文物保護碑,保護碑與赤石暴動烈士陵園隔河相望,倒映在崇溪水面。

  (孟昭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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